面對高科技，我的策略

小時候，我總以為高科技帶來的總是環保、品質、創新的形象，相較於傳統工業的煙囪廢水，好像真有那麼些差別。不過，高科技仍然是私人企業，他們追求利潤、動不動就跨國連鎖，全球化企業的好處就是單憑一個國家是管不動的，企業可以繼續在其他地方囂張，貪得無厭地剝削勞工、豎立品牌吸引追求流行的消費者。

在台灣，高科技一向是政府的經濟依賴，生態永續發展或少數民眾權益，看起來並不比經濟效益來得吸引政治人物的目光，也許這正是反映，經濟不景氣，看得見、摸得著的快速效果（甚至只是虛構的）更具有政治上的好處，民眾也通常無法直接感受到環境破壞帶來的威脅，而民主多數利益掛帥的決策邏輯，更顯得國家的民主素養殘缺不堪，也讓政治人物操作了多數對少數之間的衝突，轉移議題焦點。更不用說，在政府層層言論的混淆視聽之下，民眾是否又真能掌握真相。

我想各個企業多少都存在著問題，我不清楚議題行動者如何看待這些產品，拒用血汗手機的確可能是強而有力的優秀建議，不過我們也能思考，脫離流行制約與拒絕高科技對大多數使用者而言實在相當困難，我們也似乎沒有好根據能宣稱哪個產品不血汗而值得投資。

從消費關係來看，血汗商品可以視為是一種產品瑕疵，我們不需要鼓勵「拒用」，那不是消費者通常願意接受的選項，搞不好還會因此逃得遠遠的；可以做的，很可能反而是讓消費者接受消費關係的事實，並且讓消費者理解產品背後的問題，以消費者的身分對企業提出抱怨，我們不需要學〈天線之歌〉那個笨蛋蘋果迷宣稱：「你討厭蘋果的瑕疵，那就不要買嘛！」明智的消費者就該是用力抱怨，讓賈伯斯加送你一個套子。（DUST，2010/08/19）

合理薪水的分配方法？

我聽過一個說法，認為企業獲利大都被管理階層吸收，基層勞工要嘛享受不到、要嘛就算有也少得不成比例，這樣不公平。我最近也聽到一個有趣的例子，這世界上還真有一間公司，他們的全體工作者都領相同的薪水，沒有階層的差別。不過我目前找不到那間公司的相關資訊，但有看到另一個也算是先進的版本：「一家美國食品連鎖店——健全食品（Whole Food, Inc.），他們薪資完全公開（大多數企業都是不公開的），營運資訊也是高度透明，並且，明訂任何員工的薪資不得超過公司平均薪資的19倍。」

一般來說，薪水的設定是來自於管理階層的主觀判斷：工作重要與否、員工替代性高低、管理或創造性質還是技術勞力性質、員工具備的條件、面試的判斷與薪資條件洽談、工作成果與熱誠度、主動要求調薪與否、公司營運的獲利狀況、職場職缺的競爭狀況等等。這的確時常伴隨著一些客觀基準（當某個客觀基準發生，「有可能」調薪），不過最終決定仍然是來自管理人的想法，而非來自「制度」；所以，有些企管研究會建議，一間不被員工抱怨的公司，最好要有完全客觀的薪資制度。

薪水的公平性很重要，這不只對在談論高科技、全球性企業高利潤卻剝削員工的批判者而言是如此，在全世界所有的大小企業裡，薪水的爭執一直都存在。不過，薪水到底應該怎麼公平？

我試著思考一個問題：「哪些因素可以被合理地當作一個企業裡影響薪資高低的原因？」

合理的薪資安排訴諸「全體工作者薪資相等」的解決方法是完全沒有道理的，並不是所有的企業都剛好能讓人覺得：「嗯，這個腦力工作跟那個勞力工作看起來都一樣辛苦，你們應該領一樣的錢。」總是能找出：「那傢伙的工作看起來很輕鬆啊。（或，那傢伙的工作看起來特別難耶。）」而且這種辛苦與否或難度的判斷，本身就很難量化，薪資相同並不算、也很難「合理」。

仔細想想，很多細節其實都很難量化，不過有些細節是可以量化的，像是工作時數；一個工作者被要求到公司或工廠上班，喪失了相當程度的自主自由，企業有責任對這件事給予支薪，並且可以公平地量化：「每多少時間能有多少錢。」不管個別工作者的工作環境、工作性質與為公司帶來的利潤的差異有多大，每個人的時數支出都是平等的，可以領一樣的關於時數的錢。

我想，我採取的這種策略的確有機會找出「部分」合理的薪資分配方法，也就是每個細節都拆開來看，獨立評估為薪資的一部分：「工作時數+有無冷氣（有冷氣就扣點錢，或者沒冷氣加點錢）+坐著還站著+...。」而有些比較沒辦法明確做出薪資差異判斷的項目，可能還是能比較出「哪邊該多、哪邊該少」，像是，一個工程師想到一個超棒的點子，讓公司出了一個嶄新的產品而大獲利，這是工程師的功勞，在負責組裝產品的員工沒有額外負擔新的工作（或更動工作帶來明顯的不便）的前提下，我想這筆新的獲利是難以依照過去的比例模式（好比說，在總獲利上，老闆30%、經理們15%、工程師們5%、...）分配給員工的，這筆獲利會有比過去高的比例分配給設計者，才是屬於公平的情況。

要弄這麼硬的薪資合理分配實在是超難的，我猜即便只是取個大概範圍（比如，基層員工可以拿到公司的一半獲利）都會充滿爭議，這種情況下，我們大概只能談「什麼一定不合理」，而無法談「怎樣才真正合理」。是嗎？我也不確定。（DUST，2010/08/18）

校園民主的範圍與如何民主

〈路人囧的提問〉

老師說：「校園民主的話，老師要教什麼投票決定、要不要出作業投票決定、要不要上課投票決定，那都不用教書了啊。」

學生能參與校務的範圍與權力有多大？老師要教什麼學生能不能參與？功課要不要寫能不能參與決定？要不要上課能不能決定？

（提問遊戲簡介：〈不要當海賊王，當遊戲王吧！〉）

談到民主，我們通常會想到憲法、政府、政黨競爭、選舉制度這些正式機制，一個國家體制上是否民主，就端看這些機制發揮了多少民主功能；然而，我們也不能忽略在國家社會的文化上，民主更是利益團體、媒體、人民與政府政黨間互相溝通影響的過程，這些非正式機制，造就了民主深耕成熟的力量。

民主必然是一個「多數決投票」的決策機制嗎？如果這被民主國家的人民廣泛認同，那林肯跟孫逸仙大概要哭了，不過，他們所提出的民有、民治、民享（林肯的版本：「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充其量是一個民主政府的根源理念，對民主作為一個「機制」描述得不夠清晰。

民主是一種決策機制，而這種決策機制會帶來民主文化（權利自覺、自由、公共參與態度），龍應台談的「民主是一種生活」，其實正是反映這一民主文化的面貌（我最近看了一位大陸人的來台自助旅行攝影記錄，其中的機關體驗更是讓我印象深刻，可參閱：〈十日談——方方面面品台灣〉，有好幾十頁）。但是，「決策」是什麼意思？它當然不是這麼狹隘的「投票表決」。

決策的面貌很多元，校園裡的決策例子：小組聚在一起討論課堂報告的內容、學生舉手說希望老師教得慢一點、學校決定下學期所有學生的運動服都要繡上學號、班上選一個班代表、教育部撤銷了學校對學生的退學處分。在上述這些例子中，有人做成了一個決策、有人干擾了原本的決策而形成新的決策、有人消滅了決策；而「決策」是否民主，則端看參與者是否有都權利（「力」通用）做這些事。

當一個教室裡，「每位學生」都可以對老師的教學提出建議，進而影響老師的教學方針，這就是符合民主的決策過程。在這個例子上，老師若不願意接受任何意見而改變、學生被禁止提出意見時，才是違反民主的。民主機制不是只有「創造決策」，更不是只有「投票表決」，任何參與者只要能對決策產生干擾（決策變動）或者有權創造決策，就是一個民主環境。

當然，「能」或「有權」要從嚴解釋，當決策權力不平衡，比如說，最終的決策權在教師或學校手上，就是偽民主。學生對老師提異議，老師可以有反對意見，此時老師的反對意見必須提出來跟學生討論，若達成共識時這是一個民主程序，但若意見仍不合，任一方擁有片面的決定權（最終決策權），是違反民主的。

我想提出的是，民主機制可以由討論、共識產生，它不必然需要投票，一個符合民主的環境，就是參與者都有權力創造、更動、消滅決策，而且並不是每件事都需要由參與者決策先行，民主只要參與者有權力改變既有決策即可。

回到最上面的問題，「校園民主」，並非要求校園決策通通都要由學生（或全校師生）決定，只要學生有權力改變校方或老師的決策，校園就是民主的。具體地說，老師要教什麼老師可以先決定，但學生也可以反對，而不是從一開始就是由學生決定要教什麼。（不過，這個問題也牽涉到參與者的組成，「老師要教什麼」有很多成員參與其中，國家、社會、專家學者、國際趨勢、家長、老師、學生等等，究竟誰有權力參與決策，是新的問題，本文先略過不談。）

學生對校園事務都有決策權是來自於「因為它們影響自身」，這是民主法治國家關於「權利」的基本思維，我也沒有特別的想法論述更多。當一個校園決策完全不會影響學生（比如說，教職員室裡的桌子都在桌腳墊舊報紙抬高），學生就沒有參與決策的正當性，這是關於校園民主範圍的一種可能判準（不過，它的界線的確有模糊地帶，這需要更多人集思廣益，但原則上應該能適用大多數的情況）。

結論地說，民主機制不光是投票表決，也不光是創造決策，包含任何平等、合理的干擾決策的過程，都可以符合民主，同樣的現象也能在社會上見到，當利益團體抗爭或在立法院遊說，這個影響決策的過程即便不是由全民同意，它仍然是民主機制下的民主手段，而其他民眾當然也有權對這些團體干擾後的決策提出反對，而這又是一個新的民主干擾（會產生新的決策）。（DUST，2010/07/15）

雜談套裝知識與經驗知識

我前陣子在台北連續待上兩、三個星期，這段時間的原本面貌，應該是在台中好好上課或蹲在家裡，不過因為烏鴉邦的討論會與內部會議在這三週密集展開，考量到車費就乾脆住在那裡；台北的生活並不陌生，因為我也在那住過一年半（景美世新跟士林銘傳的日子），生活適應上一點都不困難。

不管身在何處，我的腦袋基本上就是不停思考、從事觀察，但也因為沒有聰明到哪裡去，這些經驗只是被堆積起來，偶爾遺忘，或者偶爾想到什麼再拿出來咀嚼。台北的日子，免不了就是得搭捷運趴趴造，有一次我在車廂內看到穿著制服的高中生正在低頭算著數學方程式，那些高中數學符碼我早已經忘得一乾二淨，我當時不免疑惑：說真的，高中生算這個幹嘛？而且它還蠻難的、讓很多人算得要死要活，對吧？

我試著思考一些學習需求的可能原因，在這裡比較有說服力的，大概有兩種情況：第一種，它是高等教育的「基礎知識」，的確，我相信有許多科系很可能會用到那些數學知識技術，最適格的大概就是數學系，以及，高中教育在某些法規裡，的確被明示定位為高等教育的「前置教育」，「為了高等教育而學」的教育方針在法律上並無不妥。第二種，對人的學習歷程來說，真正的基礎課程在國中教育就學完了，教育設計者認為高中階段沒有什麼特別之處，就只是一個銜接高等教育的過渡期，那就放國中課程的加深版，讓學生從基礎知識這個地基往上學更多東西。

這件事讓我想到哈拿之前在討論會談的「套裝知識」。套裝知識的概念，引自黃武雄《學校在窗外》裡頭談教育活動中知識的種類，可以分為「套裝知識」跟「經驗知識」，套裝知識的意思是，把世界上所有的資訊做出分類，並抽取被認為重要的部分，將它們轉換成抽象的概念，而且它們是「基礎的」。而經驗知識，則是那些比較零碎、未概念化的知識，某種程度上，它就是套裝知識形成前的素材。

坦白說我對黃武雄的定義分析有些疑惑，不過這先略過不談。套裝知識基本上有兩個重要性質：一個是它是「組合餐」，一個是它是有系統、完善的知識（也因此，它必須抽象）。拿我法律系來說，性質一就是我被要求學習那些重要的法律（刑法、民法、行政法、商事法、訴訟法等），其他比較不重要的要嘛選修、要嘛根本學不到；性質二就是在一門科目內，它被有系統地介紹，從概論、沿革，一直到各種主題式的介紹，全世界的教科書都是這樣搞。

在這兩個性質上，我們應該可以理解套裝知識被教育內容視為主體的原因，是因為教育階段有目的性（比如要拿一個法律學士學位，我必須學好那些重要的核心科目）、抽象有系統是為了科目學習的完整性（我不會遺漏關於刑法這門學問的相關概念，或至少是重要的相關概念）。而我想，抽象概念大概被視為是一種易於學習的手段，因為它可以被套用在所有具體事例上，但我們卻沒辦法從經驗知識的學習，去直接應用於其他類似的事例（不過我不確定是不是真得如此）。

拒絕套裝知識的學習並非不可能或者將導致成效不彰。以我為例，上了大學之後我對學校的套裝知識學習幾乎很消極，但我自己接觸的經驗知識，卻讓我的學習歷程變得更有趣、主動且深入。好比死刑議題，在套裝知識的學習歷程裡它可能被放在刑法的殺人罪章節或者憲法關於生命權的部分，不過對於這個議題的學習肯定不完整，也無法深入討論，因為議題的複雜性，那不可能在幾堂課內探出議題的完整面貌，甚至那也不是必要的。然而，經驗知識讓我關注了我覺得重要的部分，死刑的政治決策、哲學思考、人道關懷、真正的弱勢、程序正義、依法行政、應報理論等等，我也主動地參與了這場論戰，而不只是一個純粹旁觀的學習者，經驗知識的學習很棒，不是嗎？

回到最開始那位高中生，若他要唸數學系，我不確定大學的數學課程是不是高中課程的直接進階版。但我可以確定，如果他要唸的是機械工程之類而需要「某些」高中數學能力，在維持一樣科系分流時點的前提下，教育設計者大可讓學生在大學階段學需要用到的現有的高中數學。而假設大學數學更加自由，學生可以決定自己想學的數學類型（比如說專學幾何），高中的套裝數學知識就顯得相當臃腫無用。

我想指出的其實就是：「套裝」是被動的、限定的，「經驗」是主動的、開放的。當我在上面描述自己的死刑例子時，它也是經驗的，而我在這裡下出抽象的結論，則是根據自己的經驗知識印證或描繪了它的套裝面貌。套裝或經驗的確各有利弊，雖然我個人喜好偏向於後者，但那也是因為我不在乎套裝知識帶來的益處或目的。值得一提的是，黃武雄認為，學習套裝知識必須讓學生學會與經驗知識做「連結」，學生沒有能力從套裝知識直接運用與思考於真實事例（經驗的）上。他並非反對套裝知識，這裡我們的想法是一致的。（DUST，2010/06/21）

學生會好麻煩

學生組織的教育定位

校內學生自治組織一向被期待與理解為「正當」的學生公共發聲管道（校園議題），即便許多中學校方並不願意承認自己校內學生組織擁有這樣的性質（註一），但只要當「旁門左道」的異議聲浪於校園內發酵時，他們仍會抱怨：「你們為什麼不找學生會？你們應該走體制內程序！」

在這裡，我想純粹談中學（高中職、完全中學、國中）的學生組織，並且也不談學生議會（類似立法部門或監察部門）或學生法院（司法部門），而只談最精簡的學生組織（行政部門）；在大多數的中學校，這種最精簡的學生組織也是常態，只有少數學校另外還有學生議會跟學生法院。

我們國家的制度並不認為未成年人有能力承擔公共責任，這個責任包含決策、溝通、發起議題、以及一切相關的結果。所以，中學的學生並沒有權利要求校內建制學生組織，但教育部鼓勵學校建制，以培養學生的公民素養。這件事可能在近未來將會改變，〈高級中等學校法〉的修訂草案已經間接要求高中職必須要有學生組織，不同以往只有鼓勵性質，淪為學校德政的展現。

不過，教育單位一直以來的態度都是認為學生組織具有「教育意義」，而非學生直接地擁有公共干涉甚至決策權利；當學生組織只是一種教育手段，那學生一切的公共參與都可以是虛偽、不必實現成真的，我們只是「模擬」未來的公民生活，藉以學習公民素養，這並不是學生真正所追求的情況。

我同意，學生組織應該具有教育意義，因為教育正規課程並不提供任何稱職的公民學習內容與機會，但同時它必須具備權利性質，學生是教育主體，不應成為完全被制度與教育人員制宰的客體，「我被影響，我當然應該說出我自己的意見並干涉決策」。

未成年人仍然有權利

訴諸「未成年人，所以沒有能力從事公共行為」是弔詭的；的確，法律上認為未滿二十歲的未成年人未擁有與公共相關的選舉、罷免等權，但法律可沒限制未成年人言論自由、公共干擾的權利，任何人都可以對公共議題發表意見而不違法，但在校園內這被理解為非法行為，理由很常就是：「你沒有這個權利。」

並且，事實也顯示，許多中學校學生的公共行為都是可行的，學生並沒有他們所想得那麼「無能」，就我的經驗，國中生就已經能有相當程度的公共思考能力（只要他們願意），問題在於學校不斷壓迫，並且以為好像滿二十歲的瞬間，學生就會「自動」改變成熟，這些教育分子的異想天開，實在令人感到莫名其妙。（大學法也規定了學生組織的必要性，未滿二十歲的大一、大二生，其公共行為是被保障的。）

當然，校方真正的想法並不是「不信任學生的能力」，學校比較常是覺得麻煩、想掌握主導權、為了升學著想，「未成年」只是一種障眼法，只要學生沒想清楚，很容易就會掉入法律正當性陷阱。

特別權力關係的幽靈

「特別權力關係」造成學生基本權受限是另一個層次的問題（不同前個主題，這裡談的是：「你是學生，所以你沒有這個權利。」無關成不成年，因為大學生也受到這個影響）。「軍人、犯人、學生沒有（完整的）人權」正是這個畸形法律概念的效果，過去甚至連公務員都適用。

就學生來說，身體健康、人身自由、言論自由等基本人權被學校侵害，只要這些侵害具有教育意義，學生可沒有抱怨的餘地，也因此，過去教師體罰行為就不會構成犯罪，這就是學校對學生的特別權力結構，「學校有權力限制學生的權利」。

特別權力關係當然強力地干涉了學生對校園公共議題發聲的空間，只要學校不願意，而認為這類限制是具有教育意義的，學生就不可能訴諸法律主張權利。而實務上，法院也幾乎只受理退學事件，因為法院承認學生的訴訟權（釋字第382號）與受教權（學生身分權），其他事件不問學校是否有「教育意義」的相關宣稱，都視為「有教育意義」而適用特別權力關係的概念不予受理。（除非侵害夠嚴重，像是監禁、重傷，法院可能會願意理一下；更多的情況是，經由教育部提出行政處罰，而走不通司法程序。）

特別權力關係仍然在法律裡揮散不去（註二），這完全只能期待哪一天社會上發生了夠嚴重的事，提出釋憲讓大法官加以破除（而且也還不一定能破除），「因為你是學生，所以你沒有權利」還會持續好一陣子，教育家完全視而不見，仍然把持著教育者的大旗來控制、灌注學生，可恥至極。

學生組織的公共角色

校內學生組織一般而言有兩件主要工作：自治事務、學權事務。自治事務是關於社團、學生活動等的籌備、分配與執行工作；而學權事務，則是關於學生權益的捍衛、主張工作，通常對象是學校。這兩件工作在大部分學校都是著重在前者，一部分原因也在於後者工作進行上的困難與學校直接的限制，而不一定跟組織成員的意願程度有關。

在學生與學校的結構影響下，選舉工作也時常產生出只關注自治事務的組織團隊，在這種學校裡頭，通常無法期待公共議題由學生組織處理（不管主動或被動），而只能期待校內異議分子的行動。

這裡我想談的是，仍有學權責任自覺的學生組織，其校園公共角色究竟是什麼？就教育部官方的說法，學生組織是學生的「代表」，在學權事務上，他們是一群代議士，代表學生對學校、老師或家長溝通。在這種理解下，學生組織原則上不應該有自己的意思，而必須是反映民意的機構。

不過，這在實務上會有很多問題。大部分學校的學生組織並無法確切掌握學生的意見，而一方面，學生投票「授權」代表的意思也很微妙，更不用說從選舉開始就有資訊不對稱、選擇重要性原則的問題，現在大部分的學生組織其實根本無法代表學生。

思考一下，如果學生選擇候選人時並沒有想到當選人即將代表自己，而只是想著選一個願意做事的人，學生會長還能代表學生嗎？而，候選人提出政見來獲得學生的支持，這時候也許算是掌握了學生的意見，但這些意見是永久適用的嗎？以及更重要的問題：學生是因為同意候選人的所有政見才選他的嗎？還是其實只有其中一兩者？甚至無關政見？

馬英九選總統時提出ECFA政策，當選就意味著台灣有多數人贊同ECFA？這是選擇重要性原則指出的陷阱，我是選擇對我來說重要的性質，而不是選擇所有附加在候選人身上的性質，這才是政治選舉的常態。

事實上就學生來說，學生組織並不是被期待為代議士，而根本是異議分子，學生希望他們能辦好活動、拌演好角色為學生謀福利，學生組織把好的成果做出來就行了，學生根本不想表態自己對各種議題的看法來讓學生組織「代議」，這個程序由學生組織自己接手（也就是，學生組織自己表態自己對議題的看法，來影響校園事務）。

所以，學生組織的公共角色有可能是代議士，也有可能是有自己主見、正規程序下（體制內）的異議分子。我目前沒有特別偏好，甚至認為，學生組織應該同時兼具兩種角色，才能發揮比較理想的效果。

學生組織的理想型

我無法期待制度上的根本變革讓學生組織能有更多權力的展現以干涉校務，談論學生組織的理想型，就暫時不需要以制度下手。一個理想的學生組織，當然必須將自治事務與學權事務兼顧，最好能將組織切割成兩塊各自專注負責一類，或者擴招組織成員而有充足的人力來承擔相關工作，這是目前學生組織一向在抱怨的時間人力問題的解決方法。

在學權事務上，學生組織應該充分挖掘與接觸校園異議分子，這讓學生組織更有餘力做更多事，這並不是說要讓異議分子加入學生組織，許多情況下，保持不同立場的合作關係更有助於議題進展。校園異議分子比其他人對校園事務更為敏感，這讓學生組織得以掌握校園議題較為完整的面貌。

學生組織更重要的工作在於與學生的公共溝通，包含管道、形式、氛圍、互動性都需兼顧，建立起學生對公共事務的溝通熱情、習慣應該是學生組織的責任，不該抱怨學生沒意願參與。學生組織必須有充分的管道讓學生反應意見，並且也必須有易見的管道提出回應、發表組織看法與描述工作情況。基本的媒介：網頁、電子信箱、校園媒體（校刊或自己的組織刊物）、班級代表都應試著掌握。

如果學生組織在某個議題試圖「代表」學生，那就應該隨時掌握學生最新的議題態度，不能純粹依賴自己是民主機制產生的代表來證成議題主張的正當性。掌握學生的公共意見必須由學生組織主動地做，自由、充分、眾人皆知的反應管道是基本條件，如果這些做不到，那要主動地掌握就會很困難。

大部分的校園議題若要從事民主投票都應謹慎為之，民主多數決必須建立在兩個基本前提才能滿足正當性與合理性：充分的資訊理解與互相辯證、少數意見損失的彌補或妥協。甚至，有些時候訴諸投票本身就有問題，例如原本應該是個人自行決定午餐吃什麼的校園，突然要投票選擇哪一天統一吃素，這個表決事項並不正當。

總結地說，學生組織若要做得好，需要細膩地動腦子與更多的時間從事溝通思考，這本來就不是件容易的事；期待一個理想型組織，就是期待志士與能人互相合作的可能性，學生組織的公共參與形式，需要顧及不同於非學生組織需要做的事，真是他馬的麻煩！（DUST，2010/0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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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一：很多例子顯示，校方認為這樣的組織只是讓學生處理一部分自己的事，以及從中學會自律、自治、自愛、自省等具有教育意義的精神，這都無關於學生權益或公共性。也因此，有人會說，＂學生「自治」組織＂這個詞本身就已經矮化了學生組織的功能與定位。

註二：有人持不同見解。牧羊人認為，新的釋憲宣稱學生保有完整的訴訟權，這就意味著連帶所有基本權的保障都被實現，也因此，特別權力關係完全走入歷史。而我認為，權利與訴訟有因果關係，「有權利才有訴訟」，宣稱訴訟權的完整性並不會反過來導致基本權也一併完整；所謂的訴訟權完整受到保障，應是指就既有的權利擁有完整的訴訟權而言（就是目前特別權力關係下可以有的權利，像是學生身份權、不被重傷的權利等，其權利受到侵害，都能提起訴訟給法院受理而不必談有無教育意義）。